刘老师非常有胆识地为学苑出版社策划并主编了

日期:2019-07-11编辑作者:365bet体育历史

从两套丛书说起

——3月8日在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涟

图片 1我认识刘老师很多年了,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交往。在这里我就不说套话了,就说两个和刘老师交往的片段,和我做责任编辑有关的这两本书的片段。

第一个:《中华民俗文丛》(20种,学苑出版社1994年1版/1996年2次印刷)

1993年的时候,出版界的开放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选题还是禁区。此外,很多图书的表达方式,还没有被出版界认识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老师非常有胆识地为学苑出版社策划并主编了一套书,正式出版后这套书共20种,丛书名《中华民俗文丛》,主题跟中国民间信仰有关。

这套书包括《水与水神》(王孝廉)、《花与花神》(王孝廉)、《灶与灶神》(杨福泉)、《石与石神》(马昌仪)、《观音信仰》(邢莉)、《妈祖信仰》(李露露)、《玉皇大帝信仰》(陈建宪)、《泰山娘娘信仰》(吕继祥)、《炎帝神农信仰》(钟宗宪)、《中国民间神像》(宋兆麟)、《天神之谜》(邢莉)、《门与门神》(王树村)、《山与山神》(徐华龙、王有钧)、《八仙信仰》(山曼)、《财神信仰》(吕威)、《关公信仰》(郑土有)、《土地与城隍信仰》(王永谦)、《狐狸信仰之谜》(山民)、《花巫术之谜》(彭荣德)。大家看,从这些书名里,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应该能理解这些选题在当年的敏感程度有多高。作为主要策划人兼主编之一,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识,以及对学术发展的高瞻远瞩。刚才邢莉老师提到了《黑巫术》和《灵魂信仰》两本书稿。据我所知,《灵魂信仰》这本书,基本上是在确定选题的时候就被“枪毙”了;而主编约请邓启耀撰写的《黑巫术》也是我做的编辑,作者为写这本书,在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大量田野调查,书稿是已经三次编校完成,在终审的时候,出版社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给“枪毙”了。

《中华民俗文丛》20种书的作者,有老学者、台湾学者,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了,但在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只在默默耕耘,多数并没有出版专著的机会。刘老师熟悉这些还不成名的学者,给了他们很多的鼓励和图书出版方面的帮助。1994年这套书的前10册出版后,首次印刷7000套,而且很快销售完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两年后,1996年2月再版,加印了5000套,达到12000套,在海内外发行。这在学术著作中,印量是不小的。

这里要说明,《中华民俗文丛》20种里并没有刘老师的专著。几年后,我们社对《中华民俗文丛》做学术著作延伸,出版了《三足乌文丛》10种(也是刘老师策划和主编的),其中就有刘老师的《象征——对一种文化模式的考察》一书。我有幸成为《象征》的责任编辑。

我特别要说一下《中华民俗文丛》的图书设计问题。1993年的时候,图书出版行业的制作水平是很低的。学术著作少有图文并茂的。刘老师要求作者大量提供随文图片,要求出版社做图文并茂的图书。大家知道,前几年“读图时代”大行其道。《中华民俗文丛》大概是最早把图文交融在一起的学术图书。其实我也没做过图文并茂的书。现在想起来,在那个年代,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图书形式表达上,刘老师都走在了前沿。他提出的图书形式的改变,真的对图书出版的发展,有很积极的意义。当时作图还用照相技术。为了给这套书作图,我到刘老师家里去,家里地方狭窄,刘老师、马老师和我就趴在地上,把10种书的大小不一的全部图样,一张一张地贴在大纸上照相。那情那境至今还历历在目。

第二个片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

十多年过去了,出版业态发生巨大变化。各位学者都知道,在商业化环境中,学术著作的出版遭遇了巨大困境。大概在2009年前后,我跟刘老师说,我就要退休了,趁我还有选题自主的权利,我来给您出一本书。当时我非常想做一本这样的书,用《刘锡诚文集》或者《刘锡诚自选集》做书名。当时我说,刘老师您把到现在为止,您觉得自己最精彩的文章,我们做个文集吧,也不用有什么专题,您认为自己最满意的东西,我来给你出本书。刘老师考虑后,却给我了一本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稿。其实,当时我不想做这样的东西,我就希望出版刘老师的文集。但刘老师说,他的这些“非遗”的文章,对目前全国“非遗”的工作是有用处的,基层的很多人,需要对“非遗”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我一再说,我就这一次机会能给您出这个书,但他还是坚持做这本书。我心里挺感动,为刘老师对事业的热爱和态度。这就是在刘老师专著里我做责编的第二本书。

我审读刘老师的稿子时,感到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而至于对文化的性质的阐释,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了这样一段令人振聋发聩的话:

我很希望我们这些处身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们,带头冲破多年来形成的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坚冰。这个坚冰不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难于在真正科学的意义和真正文化的意义上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做好这项关乎到中华传统文化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民族伟业。……于是,从2003年起,我就在一些能够参加的会议上斗胆提出、后来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等)中一再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文化研究和“非遗”保护是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马的,质疑长期以来把文化等同于政治的倾向,建议把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论的指导之下。新华网2006年1月24日就拙文《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发表社评说:“中国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21期刊登文章《文化发展和研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文章指出,在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方面,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长期以来存在着把文化等同于政治、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理念,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发展和嬗变规律十分必要,最基本的一条是在继承中发展,文化研究要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文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

刘老师在很多文章里阐释一种观点:文化是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进化规律的。他的这段论述,最早发表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尽管在民间文艺界没有引起反响,却引起了新华网社评的注意,并引发了一段评论,因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我便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决然地、大胆地用黑体大字印上了“文化≠政治”的字样,希望读者注意作者的这个重要文化观点。刚才万建中教授的发言中也提到了刘老师的这个观点在他的民间文学理论中的意义,以及他反对用“非精华即糟粕”的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来对待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反历史主义态度。

这么多年与刘老师的交往,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片段,特别值得回忆。

祝刘老师健康。

2014年3月8日

(刘涟,学苑出版社原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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